第六十二章《汉族风俗史（第五卷）：清代後

以国法论，是僭也，是不道也”《时报》，１９0５年６月１２日。。再次是都市风俗趋向发达。同治、光绪年间，由於商业的繁荣、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，汉族社会的都市化程度得以较快的提高，以茶楼、酒馆、戏园、会馆、公所等为标志的都市风俗日渐发达。以会馆、公所一类社会组织为例，洋务运动以後各地新兴的会馆、公所不断涌现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从清初到１８６0年的２00年间，上海建立过３0个这类组织，而１８６１年至清末的５0年间，上海新建的会馆、公所差不多是前者的两倍；同时，这一时期会馆、公所的内部组织结构已有所演变，其习俗功能也有所扩展，普遍具有“祀神、合乐、义举、公约”　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》，第３５９页。四项功能。第四是封建迷信开始式微。汉族社会素有“信巫鬼、重yin祀”的习俗传统，如迷信佛道、相信巫卜、崇尚风水等。西俗传来，特别是洋务运动中，办报刊、译西书、设学堂，使清代後期科学知识得到初步传播，汉族社会人们的迷信心理随之日渐淡薄，各种迷信活动也相应式微。如《文明小史》中的抚台万岐奉命调鄂时，恰逢俗以为恶月的五月，社会上有五月不接印的习俗禁忌；万岐却突破禁忌，毅然接印，上任视事。以上事实说明在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汉族社会的习俗观念和风尚喜好比之前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整个汉族地区已出现了风气初开的局面。

    ??２改革易俗

    ??在“西俗东渐”潮流的推动下，汉族社会的价值观念开始更新，封建性古老习俗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，男耕女织、重农轻商的淳朴民风日渐式微，传统礼俗发生了变化和解体，在清代汉族风俗发展史上先後出现了太平天国的“礼俗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