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九章《汉族风俗史（第四卷）：明代

兴化，“酒席先年尚简，物薄情真”；陕西耀州，“宴会不务多品，率几醉饱阙略自快”；江苏松江，大户家请客，只是“果五色，肴五品而已，惟大宾或新亲过门，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，亦岁中不一二次也”，各地大抵如此。可见，在明代前期，汉族社会各阶层成员的日常饮宴生活，基本上遵循封建王朝礼制的严格规定和限制，很少有违礼逾制的事情发生。

    ??但是到了明中叶嘉靖、隆庆以後，随着社会财富增多，各式商品的渐趋丰富，汉族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从而启动了久遭禁锢的物质消费和享受欲望，冲破了原来的封建礼制的禁网，在城市，“敦厚简朴”的风尚向着它的反面“浮靡奢侈”转化，饮食习俗渐趋侈汰。如江苏兴化，“近乖侈靡，杯盘罗列，堆积满案”；河北正定，“奢靡渐名，富家善宴会，贫者亦踵相效”；山东博平，“以欢宴放饮为豁达，以珍味艳色为盛礼”；江苏松江，“水陆奇珍百余品，而细果如松、杏、莲子、瓜仁之属，装缀若鱼鳞，高一尺有奇，……动费百金”。江苏苏州，“寻常燕会，动辄必用十肴，且水陆毕陈，或觅远方珍品，求以相胜。”有一士夫请客，杀鹅三十余头；另一士夫请客，“肴品计百余样，鸽子、斑鸠之类皆有”。浙江杭州，“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，夜则归市淆酒，夫妇团醉而後已。”山东郓城，“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，尽改旧意。贫者也槌牛击鲜，合飨群祀，与富者斗豪华，至倒囊不计焉”；“胥隶之徒亦华奢相高，日用服食，拟於市宦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北方自金元以来所形成的“ 嗜rou酪麦饼”之习受到冲击，而渐趋受南方“嗜鱼菜稻茗”之风尚的影响，北京等地南风日盛，南食渐贵，食俗因而大变。京师筵席，“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”；亲友馈赠，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