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教训.下册》（1）

朝李焘所着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与元朝脱脱所着的《宋史·太祖本记》中，有过类似记载；三是如此盛德之举，正应借以广树恩信，延揽人心，没有必要秘而不宣，讳莫如深。这就是读书人读多了书以後的“知多识少”了，唯奉本本主义，而眛於事理常识。其实，非作者亲眼目睹的事实，不能断言其不存在；未见於信史所载，也不能说明传闻便是杜撰；至於当时为什麽不利用这项德政，大肆宣传，制造舆论，只不过以今人发红头文件、开群众大会、学报纸社论、谈学习心得的行事方式，加诸前人而已，这就是书呆子的好笑了。试想一下，赵匡胤不是傻瓜，这种皇室内部的密约，具有相当程度的底牌性质，怎能公之於众，成为束缚接班人手脚的羁绊呢？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，五代以来，武人嚣张成性，能够忍受对如此“二等公民”的安排吗？而做小媳妇做惯了的知识分子，得此尚方宝剑，那还了得，岂不要骑在皇帝的脖根子上拉屎吗？

    ??宋代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基本国策，一以贯之的重用并优待文臣，轻易不杀臣下的大政方针，实际上是以祖宗家法为历代皇帝所遵奉，并认真执行的。从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仁宗·庆历三年》的范、富争论，范仲淹多次提及“祖宗以来”，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是明白这块誓碑，有一条可以约束皇帝的戒律。“初，群盗剽劫淮南，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知不能御，谕富民出金帛，具牛酒，使人迎劳，且厚遗之，盗悦，径去不为暴。事闻，朝廷大怒，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以正法，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，争於上前。”范仲淹认为：“郡县兵械，足以战守，遇贼不御，而又赂之，此法所当诛也。今高邮无兵与械……然事有可恕，戮之，恐非法意也。”仁宗“释然从之，仲约由此免死。既而，弼慢甚，谓仲淹曰：‘方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