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教训.下册》（1）

安世历遍七州，所以当时有‘铁汉’之称。”像刘安世居然能够存活下来，像苏轼最後赦回中原常州，是极少的幸运者。凡流放於荒州野县的两宋政治人物，最後无不瘐毙於蛮烟瘅雾的毒域。然而，比之明朝的“腰斩”、清朝的“凌迟”，相对而言，就算是“仁政”了。若无赵匡胤的誓碑，恐怕连这点“仁政”也是不会有的。

    ??两起“文字狱”事件，很大程度因党争而起：神宗支持变法，变法派便借苏轼一案，打击反变法派；同样，哲宗继位後，宣仁高太后主事，她反对变法，反变法派便拿蔡确一案，搞倒变法派。但是，当案件进入实质阶段，到底要怎样处置时，是杀是关，是释放还是流放，便出现与他朝迥然不同的众说纷纭现象。明朝也好，清朝也好，“文字狱”的第一目的：消灭意识形态上的异己分子，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文人；第二目的：亮出屠刀，人头落地，杀鸡给猴子看，警示文人必须夹着尾巴做人，按照主流意志行事。元、明、清的知识分子，恨不能把头缩进裤裆里去，吓得连屁也不敢放得一个，就是没有大宋王朝“不杀士人和言事者”的保证。所以，在宋朝，无论变法的，反变法的，对於蔡确的惩罚，齐感不妥。遂不分殄域，不计前嫌，联合起来，要求皇帝按祖宗之法，也就是按赵匡胤誓碑来处理。

    ??北宋这两起“文字狱”案件，雷声大，雨点小，都以流放了结。苏轼流放得近一点，蔡确流放得远一点，这就是赵匡胤那块誓碑的作用了。

    ??“乌台诗案”来势汹汹，大有就地正法的形势。苏轼被押到开封，关进大牢，大家都替他捏把汗，他自己也吓得魂不附体。慢慢地有人为他缓颊，都拿誓碑的精神说事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：“轼既下狱，众危之，莫敢正言者。直舍人院王安礼（王安石之弟）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