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教训.下册》（1）

自三代以後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，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……前代多深於用刑，大者诛戮，小者远窜。唯本朝用法最轻，臣下有罪，止於罢黜，此宽仁之法也。”他所以如此宣讲，也是要宋哲宗记信誓碑的祖训。而这个得以接神宗大位的年轻人，在他真正掌握帝权後，马上就报复当年谏诤过他“好色”的刘安世和范祖禹，绝无“宽仁”可言。起初，他虽为帝，但垂帘问政者为宣仁高太后。这“好色”二字，要是惹老太太不高兴，很可能废了他，所以他特别恨这两个人多嘴。於是，御笔一批，说这两位台谏，“辄造诬谤，靡有不至，迹其用心，宜加诛殛，聊以远窜，以示宽恩。范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，贺州安置。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，英州安置”。从他所用“诛殛”一词来看，大有不杀不足以泄旧忿之意。其心胸歹毒褊狭，可想而知，如果没有太祖誓碑，如果没有“天必殛之”的诅咒，早砍下他俩的脑袋了。因为誓碑的约束，因为谶语的威吓，他住手不予“诛殛”，所以，他也就敢宣称自己，“朕遵祖宗遗志，未尝杀戮大臣”，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了。可他不得不说这番话，说明他“跪瞻默诵”过这块誓碑，大概不敢不太当回事的。

    ??再从北宋时期着名的“乌台诗案”和“车盖亭诗案”看，这两起“文字狱”的事主苏轼对神宗的大不敬，对时局的大不满；蔡确以唐代的武则天，影射当朝主政的皇太后，那矛头直指最高领袖，是明显不过的“恶攻”罪，要是放在明朝，或者清朝，肯定是活不成的了。可在宋朝，他们只止於被流放而已。虽然被流放，得以保全性命，但缓慢的死亡，无穷的折磨，更是一种苦不堪言的惩罚。《宋稗类钞》说过：“章惇恨安世，必欲杀之。人言春、循、梅、新，与死为邻，高、窦、雷、化，说着也怕。八州恶地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