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《中国人的教训.下册》（1）

中，有一则关於“车盖亭诗案”的感想，此公以十分讶异的笔调写道：这是怎麽回事呀？“若论（蔡）确设心之jian险，措词之凶悖，虽诛戮尚不足蔽辜，仅从远窜，已属宽典。乃当时万口同声，以为太过，即号为正人君子者，亦出死力救之。谓圣朝务宜宽厚，力言於宣仁後帘前，并言於哲宗者，范纯仁及王存也。谓注释诗语，近於捃摭，不可以开告讦之风者，盛陶也。谓以诗罪确，非所以厚风俗者，李常也。谓恐启罗织之祸，上疏论列，及闻确谪命，又奉还除目者，彭汝砺也。谓薄确之罪，则皇帝孝治为不足，若深罪确，则於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，皇帝宜敕置狱逮治，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，则仁孝两全者，苏轼也。甚而范祖禹先既劾确，及问新州之命，又自谓自乾兴以来，不窜逐大臣，已六十余年，一旦行之，恐人情不安。又甚而邵康节局外评论，亦谓确不足惜，然为宰相，当以宰相处之，而以范纯仁为知国体。可见是时朝野内外，无不以为谪确为过当。”

    ??赵翼为清朝大学士，自然是以大清王朝对待“文字狱”的观点，来看待蔡确这几首牢sao满腹的诗。他认为统治者屠灭自由表达意志的文人，是天经地义的，而文人只能跪着活而不能站着生，而对大宋王朝的文人，不但敢於提出异议，而且对范纯仁等一乾人，平素与蔡确形同水火，泾渭分明，观点对立，互不相能，都是对“熙宁变法”持反对观点，因而程度不同地受到王安石及其党羽的打击、排挤、压制、远谪。一到了有悖祖宗之训，有违誓碑之旨，就都跳出来为一个罪犯求情。正因如此，他指责这都是“宋待士太厚之故，纵有罪恶，止从黜谪，绝少岭海之行，久已习见，以为当然，一旦有此远谪，便群相惊怪，不论其得罪之深，反以为用刑之滥。政苓纵弛，人无畏惧，实由於此，宋之所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