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《大变革时代(美利坚成长史：发展和

业的经济……这种新经济赖以运转的原则是：一些基本决定——谁有多少收入，生产什麽，以怎样的价格销售产品——都是由公共政策来决定的。”政府通过制定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来干涉价格过程；它以许许多多的方式管制如何宣传和销售商品，一家公司被允许买进什麽样的企业，给雇员发多少工资；在某些有《公平就业法》的州，政府甚至对谁可以被雇佣有发言权。埃德·廷写道：“当一宗生意的价格上涨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可能不是‘我们该不该乾？’而是‘根据现有的规章制度，我们能不能乾？’”他所说的是银行业，但对很多其他行业同样适用。此外，在公司所得税、预扣赋税、社保费及其他捐税的征收上，政府把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簿记任务强加给了公司，在某些情况下，这些任务就像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必须承担的那些任务一样繁重。因此，企业的选择既受到了政府的掣肘，也被政府搞得更复杂。

    管理层还受到了工会力量的严格限制。这股力量几乎完全是负面的：工会可以把公司牢牢绑起来，却不能让它运转起来，甚或不能执行它与公司之间所缔结合同中的规定：它不得不把这事留给管理层。但是，工会领袖的阻碍力量可能非常大；有人说，就近几年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个人力量而言，跟J.P.摩根最接近的人物是约翰·L.刘易斯，这话并不算太离谱。事实上，在那些组建了工会的工厂，一系列的合同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：它们构成了被彼得·F.德鲁克准确地描述为“工业车间和办公室的新普通法”，涉及雇佣和解雇、资历权利、冤屈的处理、超时工作、休假，以及其他很多事情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这部普通法从长远来看既有利於公司，也有利於雇员，但它无疑削